维权之路的终点

老尹是本月10号和我电话联系的，电话那头，一口的鄂东口音，一上来就是不住的赞扬，说是从报上看到我为刘汉黄案辩护成功，辛苦了，他要代表农民工感谢云云，电话这头，我却愈听愈紧张，不知道肯定之后又会是怎样的信息。
    果然，赞扬过后，老尹说到他自己的事情了：2005年3月，在东莞长安的一家电镀厂上班的他被检查出职业病，经地方职业病防治医院检测，证实是三氯乙烯中毒，在该院治疗后，病情似有好转，但后来某次医生在用药时把他当试验品注射了过量的激素，导致全身肤发发白化，落下终身残疾。在与工厂就工伤赔偿的交涉中，他通过广州日报的报导慕名委托了一名广州的律师，该律师经过努力，代其与厂方最终达成一致协议，一次性赔偿23万元，签约后即行支付，直接到银行将赔偿款存入尹的帐户。但在银行存款时，厂方先让尹写下收到23万元的收条，后只存了11.5万，然后厂方三人强行从尹身上抢去尹所写收条，连同剩余的赔偿款逃逸。尹当即报警，但接警人员说厂方只抢了收条而非现金，此事不属治安案件，建议尹走诉讼途径。尹后来是向东莞市法院告了，但一审二审均驳回尹的全部诉请。他向高院申诉，高院的裁定应该快下来了。尹又说在广州中院刚开过庭，想请我帮他和主审法官说说话，等等。
    那天我正好在车上，声音嘈杂，也就未能全部听清老尹的叙述，不过，从仅有的信息中，我却给震住了，居然有这样的事！我说老尹你先别急，我一下也回复不了你，我们需要当面谈过才好作出判断。或者等高院的裁定下来之后看情况再决定。
    但老尹当天并未过来找我，第二天，老尹来电，高院的裁定收到了，维持二审判决。老尹没着了。一再央求我帮他忙。我说，这两天时间安排不过来，周五我们见个面。
    但周五老尹也没过来。却又一次来电希望我能帮他跟广州中院的某法官打电话交涉，要求公正处理。我说老尹我现在啥材料也没见过，啥情况也不了解，我怎么能打这个电话打过去了谁会理我呢？
    于是今天，周六，老尹过来了，从东莞长安到见面的地点，两个小时的路程，他走了近五个小时，见到他时，他背着一只小号的编织袋。走近看时，心里立即发紧：全身泛白，连眼睫毛都是白的，而手臂等处的皮肤却到处布着黑斑。一看就是极不正常的甚至可以说恐怖的外观。
    老尹带来的材料足有半尺厚，而且显然因为装得仓促而分外零乱，有他自己写的上访材料，有十多份判决包括东莞的广州的一审的二审的申诉的，有卫生行政部门的受访处理回执，其中赫然还有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回复，回复的主要内容就是：你的情况建议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反映。
    老尹不肯落座，激动地四处翻检着那堆发黄沾油而且多数起皱的材料，同时又不停地向我叙述着事情的来龙去脉，于是在他前后并不顺理的叙述中，我慢慢地理出了一桩骇人听闻的维权案例……
老尹慕名聘请的工伤维权律师经过与厂方的反复交涉，终于达成调解协议，此时，老尹的案例已由一些媒体报道，负责报道的记者并表示，如果本案走诉讼途径，该媒体将继续报道。但代理律师表示争取和解。2005年5月30日老尹与厂方达成和解，当事双方及各自代理律师一同签署了和解协议。当天厂方安排三人与老尹及其代理律师一同前往银行。在银行里，老尹根据代理律师的指示写好收到23万元的收条，并放在自己口袋里。代理律师又替老尹填写了银行帐户开户申请表，所留联系电话即为代理律师手机，由老尹在申请人处签名，随后又让老让照着誊写一份交营业员，开好户，厂方人员将11.5万元交银行营业员存入老尹帐户。随后，厂方人员三人合力从老尹身上抢去那张23万元的收条并带着剩余未存的钱逃走，老尹没有手机，便到银行门外的电话亭报警，警察不来。老尹又与代理律师商量，律师称已录音，并当场播放，确实已录下老尹被抢一节经过，代理律师说不怕不怕，咱们有录音嘛。老尹索要录音，律师说这样，你给我五千元代理费，再给我做一面锦旗，我就把录音拷给你，你给一百元拷贝费就行了，并保证必要时出面作证。老尹当然万分感激，如约送去锦旗及五千元钱，但律师收下锦旗及钱后，拒绝给出录音，又要老尹再给一万元，老尹感到不对劲，拒绝再付钱。
随后老尹向东莞市人民法院起诉厂方出尔反尔不依约支付赔偿，并申请法院调取银行监控录像，但法院未予调取，并判决驳回老尹诉请，老尹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最令老尹愤懑不解的是，代理律师竟然对法庭宣称老尹是自愿只要11.5万元赔偿其中5千元是其自愿给的律师费，其初实为免费代理，所以写23万元的收条也是自愿配合厂方，并称老尹见到厂方拿出23万元后即表示“不再相信任何人”包括他律师，银行开户存款全由老尹自行办理，收条也由他自愿交付厂方，锦旗也是自愿做送，还称自始至终均对律师非常感激等。
老尹气懵了。他不相信自己的代理律师会这样，何况自己是通过报纸的报道专门委托的，那报道又说代理律师是很负责的。而更让老尹气愤的，是当地信访部门及社保部门的工作人员，红口白牙，无中生有，竟然说他老尹自愿同意最多12万元的赔偿，并对该两部门工作人员尽心调解表示十二分的感激。
但老尹咽不下这口气，又向广州市律师协会投诉，律协调查后回复，称代理律师不存在老尹所说的情形。不过，在正式的书面回复之外，一位上了年纪的工作人员建议老尹起诉代理律师。老尹于是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代理律师，不过，一审同样是驳回老尹诉请，代理律师也提起反诉，反诉也被驳回。老尹不服，上诉，这一拖就到了今天，二审开庭刚过，老尹从报上看到了刘汉黄案的报道，又是“慕名”找到了我。
而在起诉代理律师之前，老尹认为职业病防治院的医生存在医疗过错，将该院也告上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但一、二审均驳回，二审中老尹更发现主审法院当庭承诺会依法调查，几天后却径行判决，关键事实并未核实。老尹差点没气过去。法官也是说一套做一套，他的冤情还如何翻案？
我使劲地摩挲着老尹的案卷材料，想发作，却最终无语。老尹还在絮絮叨叨地诉说着他的苦情，我很奇怪他似乎并不特别暴怒，他还在等着劝着我去帮他出面，跟广州中院的法官交涉。我苦笑着告诉他：老尹，事到如今，我恐怕有心无力……
老尹却并不意外，仍只是求着。我忽然间有些愤怒了，也不知这愤怒是对谁，我很大声地对老尹说：你别说了！
然后我告诉老尹：继续向检察机关反映，争取抗诉，尤其是争取法院调查关键证据。但坦率地说，希望渺茫。
老尹认真地听着记着。我忽然问他：老尹，如果最终法律途径你走不通怎么办？有思想准备吗？
老尹很认真地想了会儿，然后说：那我就找代理律师，他有家有口，我孤身一个，原来还有女朋友，这几年早飞了，找工作没哪个单位敢要我，之前赔偿也快用光了，我还能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