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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4-9 22:00| 发布者: 管律师| 查看: 3471| 评论: 0

摘要: 2015年4月9日。下午。深圳中院,二审庭询。天气不错,气温已连续两天陡降,从初夏到初冬,阴森肃杀。 照样是职业病相关案件。 一位山东小伙,小高,七九年生人,清瘦帅气,年前来我办公室委托时,是和他妻子一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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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9日。下午。深圳中院,二审庭询。天气不错,气温已连续两天陡降,从初夏到初冬,阴森肃杀。
        照样是职业病相关案件。
        一位山东小伙,小高,七九年生人,清瘦帅气,年前来我办公室委托时,是和他妻子一起来的,小两口郎才女貌,般配,有个小孩两岁。原本该是幸福的一家 ,收入稳定,感情和睦。但小伙子从事的是危化品保管,平时接触到很多知名不知名的化学品,似乎一直平安,13年开始出现血象异常,14年被诊断为职业性肿瘤:白血病。
        ——事情至此也还无甚奇特。单位签有书面劳动合同,也缴交了社保,职业病诊断结论下来了,按规定,接下来无非是走程序,工伤认定什么的。
        2013年底,公司搬迁,从深圳搬到惠州。小高的劳动合同相应内容也从深圳变更到惠州 ,职业病诊断结论就在惠州取得。
        公司首先发难,称小高的工作岗位只是总务,不可能接触到危化品,公司严格执行危化品管理规定,相关管理人员都持证上岗。所以,小高不可能得职业病。
        于是公司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小高的工作岗位不接触危害因素。仲裁驳回,又一审,一审照样驳回,于是二审。
        小高是在身体出现极度不适拟去北京作骨髓移植手术前夕来找我的,而联系到我的途径同样是网络。
        小高头次来找我时,职业病诊断结论刚拿到,企业不服,准备申请首次鉴定。 小高当时很茫然,希望我帮他拿主意。我建议他先做好一些准备工作,确定企业是否申请鉴定再说。
        没过多久,小高又来了。第二次见到小高,已经戴着大口罩,一道过来的,还有他的妻子。 而且,这一次小高是确定要“全权”委托我。——这是一次特殊的“全权”委托,我是头一次遭遇。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委托权限方面,全权委托与特别授权完全不同,要求更高的,其实是特别授权。但小高的“全权”仍然与众不同。
        小高说,他的身体已经无法再拖下去了,必须马上做骨髓移植,而且他的病征很特别,广东这边做不了,国内也只有北京某医院等极少数医院能做,即便是去北京,移植的风险仍然极高,有可能去了就回不来。因此,小高强调,这次的委托必须是完全托付,要做好本人回不来的准备。
        我准备的授权委托书历来都是蛮长蛮长的,但小高的委托书内容依然空前, 包括了职业病鉴定和可能的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伤待遇的申领、职业病损害赔偿的全部。
        但即使如此,委托书的内容也仍然没有考虑一项,那就是有关小高工作岗位的争议诉讼。之所以如此,大概当时委托双方都认为小高的工作岗位实在无甚可争议之处,而且一审判决都已很明确地否定了企业的主张。
        年前委托后,小高就去了北京,至今仍在医院等候移植:配型、调理等等。
        春节之后,小高又相继收到惠州作出的工伤认定书和广州作出的职业病鉴定结论,至此,有关小高的职业病与工伤认定问题已无大碍。
        但有一天忽然又接到深圳中院的二审开庭通知。小高顿时又紧张起来,先是希望我能代理此案二审,在我犹豫着答应后又不止一次地叮嘱我做好准备。但问题依旧出现了。中院的传票并未寄 出,只是电话通知小高,小高然后手机短信转告我,一来二去,中间中院又变更过一次开庭安排,从4月2号上午十点变更到4月9号下午三点半。
        今天一早,我和罗成律师一起早早赶去中院,罗律师需要开另外的庭,十多分钟就已开完先期返回龙岗。我则从上午九点等到十点半,再三联系后,才知道开庭时间不对,而下午两点,我另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安排早在一周前就定下了的,改不了,只得让罗律师再跑一趟中院。
        下午我虽然没有赶得及去开庭,和罗律师的电话一直没断过,我交待罗律师开完庭马上回复我,以便第一时间告知小高。
        大概在下午四点半开完庭,还没接到罗律师电话,企业方的代理人段律师却来电了,原来我们还是一所大学出来的,算是“同门师兄弟”了。段律师说他也在关注我在职业病方面的代理工作,说他个人也很同情小高,之前深圳公司在申报某项验厂工作时,小高还帮他做了很多工作,“但企业要上诉,我们也只好履职。”段律师说。这一点我当然能理解。
        段律师最后又说,今天的主审法官对我印象很深,说我在职业病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等等。
        不知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倒春寒的阴天,我忽然从心底里腾升起一股暖意。
        我记得还在去年初我代理的另一位职业病人案件,也是今天本案的主审法官审理,那次的庭审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但凡我想发言,这位法官都会打断我提醒我,极其不耐烦,似乎我想说的一切都早已在她的预料中,也因此根本不需要我再多讲她就完全知道了,我当时特别想就职业病民事赔偿问题展开来讲多一点点,她尤其不耐烦:本案是劳动争议,你甭跟我提什么民事赔偿!
        大概半年后,另一位职业病人案件又到了这位主审法官手中,二审开庭我准备好要据理力争一番,不想那次这位法官态度大变,不仅详细地询问相关事实,还主动要求我就民事赔偿方面展开论述,庭审时间超过一小时,这在劳动争议案件积案如山的深圳中院,实不多见!
       我至今不清楚这位女法官为何会有这种认识上的变化,但今天从段律师的转述中,我分明感受到一种认可、理解,对于从事世上最繁琐最弱势最不讨好业务的律师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份来自法官的理解更为珍贵的。虽然,这位法官前后主审的三个案件,无一例外都没有支持我方关于职业病民事赔偿的主张,但我相信,就个人而言,她至少是改变了原来的那种先入为主的根深蒂固的内心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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