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集体谈判的研讨、论证、争议，屡屡见诸报端和各式传媒，似乎人们一下子发现了新刺激品，可以十足地挑逗一下麻痹已久的神经。但依愚见，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制度，效果实在须待观察。 其实关于工人权利的保护或者说救济，新中国自来即有。只是后来，宪法突然从字面上取消了“罢工权”，而工会系统又因地位的尴尬，难以在工人维权中起到本该有的作用，时日既久，工会的清誉早已不是问题的问题。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了集体谈判。 论者说，工人个体的维权已渐入绝境，劳动法律似乎不是调整和保障工人权益的法律，而渐渐沦落到仅成仲裁与诉讼的法条依据。旷日持久的程序战与七零八落的裁判结果早已令工人对劳动法律失去信心，甚至连一些体制内的人们也对既有的法律运行不抱好感。90年代的《劳动法》虽打出了“集体协商”的招牌，但“协商”本就未考虑到劳资先天不平等的实际，“零和”的初次分配现状也让“协商”失去存在的基础，而其后的《劳动合同法》也并未能突破“协商”这个先天不足后天乏力的制度框框。总而言之，非有工人主动、全力参与的“集体谈判”，就不必指望劳资矛盾激化现状的缓和。 果真如此么？ 窃以为，“协商”也好，“谈判”也罢，首先得有各参与方的力量的对等，或者说，至少该有对这种对等力量的法律赋权。但以此来评判我们现在的劳资关系，恐怕不会让人乐观。从其他资源的占有来看，资方已然处于绝对的优势，而即使单就人力资源的分布而言，工人方面也未必占有绝对的优势。根源何在？就因为谈到工人的大团结实在还太早了些。我这里所说的大团结，当然是越出一厂一店一公司甚至一集团的范围，因为无论其企业规模多大，倘使仅有一个单位内部工人的起来，想要与资方平起平坐谈判并且达到一定的效果，谈何容易。南海本田的工潮似乎在证明我的胡说，但随后的某厂全厂员工被一次性扫地出门的事实却传达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没有工人全体（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没有公权力在劳资对立领域的超脱和调处，即便一厂一店工人全体都起来，劳资双方依然远远谈不上力量的对等。 所以，在全体工人真正联合起来以前，有关工人集体权利的自我救助与法律保护，想要达到舆论所期许的“平等、民主、和谐、双赢”，必得有政府的扭转与扶持。但政府在历经了三十年的改革之后，已然身不由己地倒倒向了资方那边，想要一下子转过身来，怕不是一厢情愿和三两年就能行的。此其一。 其二，全体工人的大联合，是随着生产发展自发地在进行中，是否有自觉的力量姑且不说，单就全球经济形势的潮起潮落与社会思潮的反反复复，工人的集体维权运动其实没有一天止歇过。有朋友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婚姻与两性关系，当然是先有两性而后才有婚姻。而工运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当然也远在调整工运的法律制度出台之前。也就是说，现在的问题恐怕不是来讨论设计一种怎样的制度以便有效引导工人的诉求，好比《劳动合同法》，将诸多的劳资纠纷从劳动合同这一切入点来一狠刀，破包引脓，多少还能起些作用，但面对此起彼伏的工潮，是否能依靠换了装束的“集体谈判”就能消解矛盾，实是有待观察。 我只能说，集体谈判的出现，只不过是形势对日益激化的劳资矛盾作出的无奈选择，也许有释放工人诉求压力的一定功效，但老板们能否接受？工人们自己又能否接受？最要紧的，是政府如何推行和把握住集体谈判的大局？如果化解劳资矛盾的这一初衷在日后的执行中再一走样，引导变成管制，规范导出强权，又变成政府的独角戏，那时候，矛盾究竟会消解还是反而被激化了，殊未可知。 何况首先，这样一个制度能否从法律上确立或者如何从法律上确立，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未知数。君不见，一部万众期待的新拆迁条例三起三落，民心所向，却奈何不了潜流汹涌。集体谈判，那是揪着大小老板的钱袋子明喊着分红，谁有那么大方？ 但是话说回来，以目前的劳资现状，内耗已呈紧张之势，工人的跨区域跨行业的联合也在有意无意中推演，而工人的个体维权的确已趋近头，其权利究竟该如何来维护？从和谐大局来看，劳资矛盾与其他社会矛盾有着极大的不同，其所反映的利益冲突从一开始就不是或者至少主要不是个体之间的利益分配矛盾，因而以法律个案的调整原本就不该成为消解劳资冲突的主渠道，而且，随着改革深入到一定程度，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分配早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迫切需要立法者审时度势，转变思维，在劳资双方间架设一个相对均衡的沟通平台，将劳资冲突最大限度地调控在起源处，在整体上平衡双方利益，唯有这样，个体的或个案的冲突才会得到有效地平息。而这样一个模式，就目前的体制而言，最便捷的似乎还只有及早推行集体谈判，劳资冲突或许还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缓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