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病诊断：不必回避立场

五月的第二个周末。母亲节。

周末的公众号推文，我习惯是推送一些重要的尤其是最近的法律法规，一方面做些普法，另一方面也是想喘口气，毕竟推文日更工作量不小。

但昨晚看了《中华职业医学》前面几章后，临时改变主意，感觉有必要就职业病诊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说上几句。

我当然知道一本医学专著，没太可能专门讨论法律问题，否则，难免会让人有“越界”之嫌，就象我这个医学门外汉非要在拜读医学专著时硬扯上法律，一早已被医学专业人士嫌弃了。

但我写《说好的依法诊断呢？》，初衷是希望职业病诊断鉴定需要充分考量现行有效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并非要博人眼球。是以除了自己建的“职业病法律交流”1群，再没向其他任何微信群包括“职业病法律交流”2群3群和其他专为职业病病人建的微信群去推送，象其他推文那样；虽然广为推送的本意也无非是引起关注。但这样一篇对权威专著评头论足的即兴网文，过于招摇，容易引发不必要的误解，嘈杂之中，推文的初衷反倒无人在意了。

根源在于，不同的读者，往往站在不同立场上，预设了评判标准。医者，官员，法律人，企业主，人资管理人员，和基层劳动者特别是职业病受害者，自然会有不同的价值观。

有自己的立场，原本再也正常不过。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但清晰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其实并不容易：有时是不愿，有时是不便，也有时是不敢。

作为执业律师，我也觉得立场问题不必过于强调，个案中虽然会有原被告，代理人也会跟着分庭对垒，但那只是个案，换个个案，律师说不定（其实几乎是确定）又会代理利益相对方。总不能因为今天代理了买卖纠纷的买方，明天就不能代理买卖纠纷的卖方了。

但凡事总有特殊。

劳资纠纷大概是社会纠纷中非常特殊的一类，特殊在于纠纷的当事方恒定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这情形有点类似行政诉讼，原被告是恒定的，一般没有行政机关去诉相对人的，行政协议纠纷未来会不会出现这种例外，暂时也不好说。

但即便如此，作为代理律师，在劳资双方的个案代理中跳跃，依然很正常，没有谁规定今天代理了劳动者明天就一定不能代理用人单位，和谐的特色社会主义，这问题稍一拔高就走向敏感的死角，而完全背离了法律人和法治的本义，没这必要。

只是，技术也好，法律也罢，本质上不过是工具，但谁来用、怎么用，却不可避免地会带上立场。立场问题，其实就象职业病问题本身一样，其存在乃客观现实，不会因为你不愿不便亦或不敢它就不存在。但就个人而言，职业病相关劳资纠纷，我和我们职业病律师团队，是不会在仲裁诉讼中代理用人单位的，无他，可以算是情感，也可以算是理解，但一定与道德无关，并且，也只限于职业病范围。

扯远了。

被几位医学专家善意地批评之后，我继续吭哧吭哧拜读权威专著。顺手又翻出N年前购买的《职业病的鉴别和认定——将疾病列入国际劳工组织职业病目录的标准》，然后瞬间就被吸引到了。按照ILO（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国际劳工局）的观点，

“职业病的归因诊断并不是一门‘精确科学’，而是根据对所有现有证据进行严格评判（或考证、检查、审查、审核等）后作出的判断（或结论）。”并强调“这个判断过程应该（或需要、必须）考虑以下因素”：联系强度、一致性、特异性、时序性或时间顺序、生物学梯度、生物学合理性、符合性、干预研究。

这样的论述，和我有限的见闻似有差异。身边的医者们似乎比较反感在职业医学中提及法律，会担心法律对医学活动的干扰，甚至将“依法诊断”嘲讽为“和谐诊断”。但ILO却直言职业病诊断并不是一门“精确科学”，这观点……简直了！无语，呵呵。

而更有意思的是，通观国际职业病目录的制定出台，过程中始终有明确的三方参与：雇主方、工人方和政府方，而且，多数时候似乎政府方的观点与工人方的观点走的更近，而雇主方则往往费力且坚韧地独树一帜。对此，ILO丝毫没有回避，反而是主动组织安排三方，在新标准问题上请三方充分辩论务求一致，否则舍弃。

ILO作为国际组织，与一国之治理自然有本质区别。我们并不奢求任何国家不加保留地对ILO和其他国际组织听命行事。

但在职业病目录与职业病诊断如此专业化的问题上，ILO对不同主体（自然带着不同立场）的意见是如此地尊重，也是如此地直面，为什么？难道他不担心专业水准受影响吗？

其实，回到问题本身，一旦我们明了，我们讨论的只是职业病，职业病的范围，职业病的鉴别，以及必然牵连的职业病保障与赔偿等等责任，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学术的终极完美，我们大概率就不会勃然变色了。

最后，我要特别郑重声明下，我昨天和今天乃至以前以后的任何写作，绝对无意冒犯医学与医者，恰恰相反，职业病防治领域，是医学和医学工作者起到了关键作用，医者仁心，是所有劳动者生命健康的守护神。（2022/5/8 19:19）